无论是“一个孩子好”，还是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到如今的“普遍两孩”，生育的决定权在女方，生育政策的改变势必影响女性的工作与生活。
　　对女性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怀孕的不便和分娩的痛苦，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让她们受伤最重。生育是她们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的重要原因。
　　倏忽之间，我们进入了“二孩时代”。持续升温的热评显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实乃众望所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趋向平衡，同时也让女性权益问题集中浮出水面。全面放开二孩能否成为提升妇女地位的契机，达成刺激生育与权益保护的双赢，需要正视新政带来的连锁反应，警惕“二孩歧视”伤及社会公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解除女性的后顾之忧。
　　妇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无论是“一个孩子好”，还是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到如今的“普遍两孩”，生育的决定权在女方，生育政策的改变势必影响女性的工作与生活。正因为如此，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以往生育政策的每次变动，均引发人们聚焦妇女议题，虽发出的声音略显分散，都会溅起反思权益保障的浪花。
　　孕育生命这个伟大的创造要由女性承担，职业女性是主要的目标人群。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前，一些农村家庭已经按照“夫妻双方均为农村户口，第一胎为女孩子，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规定，有了二宝。一部分富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提前过上了儿女双全的日子。真正严格实施“一孩”政策的，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城市白领，她们不像农村妇女那样免于公职的牵绊，也无法享受全职太太的自由度。全面二孩放开之后，真正有释放空间的，是正在工作岗位上打拼的妇女，以及即将走上职场的女性。
　　然而，从目前情况看，恰恰是这部分女性，生育意愿并不强烈。所谓“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职业女性通常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独立自主性越强，多子多福观念更弱，有实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往往更重视个人的发展，她们的人生充实丰盈，不以生孩子或生多少衡量其价值。与此同时，高学历和对事业的投入，推迟了结婚年龄，生育时间相对较晚，她们对生与不生更加慎重。激活这部分女性的生育意愿，要不折不扣地确保妇女在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
　　对职业女性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怀孕的不便和分娩的痛苦，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让她们受伤最重。女性求职受困一直存在且饱受诟病，生育是她们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的最大原因。在推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企业更中意“已婚已育”群体，而现在全面放开二孩，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女性生育成本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女性求职会遇到更多的冷脸，妨碍她们上升的“玻璃天花板”也会更坚硬。踢开女性职业生涯的绊脚石，除了执法部门加强监管，还要用激励的手法引导招聘单位，采取减免税收、资金倾斜等手段，鼓励企业录用女性，营造公平就业氛围。
　　让“二孩梦”落地，政府还要加大经费和人员的投入，发展适合妇女需要的公共托幼服务，破解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充分且高质量地满足“托儿”需求，减轻妇女的育儿负担，避免女性因为照料子女中断职业发展，不至于让她们在“好员工”和“好妈妈”间取舍。相对一些人提出延长女职工产假时间的建议，更应该推行男女共同休产假，共同承担抚养义务。就像胡适说的那样，“我（妇女）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单方面延长女性产假，扩大两性劳动成本之间的差距，会给用人单位对女性不友好增加一个理由。
　　托翁断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到底相似在哪？老舍先生的《我的理想家庭》给出了答案。那篇1936年发表在《论语》第100期“家的专号”的文章告诉我们，除了小平房、大院子，还得有最核心的人——一妻和一儿一女。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打扫院子，收拾花木，给鱼换水，给帼帼一两块绿黄瓜或几个毛豆。太太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十二三岁，不准小也不准大，老是十二三岁。儿子顶好是三岁，既会讲话，又胖胖的会淘气……只有调动女性生育热情各项措施的不断完善，这样的幸福画面，才会成为更多人的现实。（来源：中华女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