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委员建议实施积极的家庭政策：设立家事委员会，常态统筹家庭事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使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家庭功能面临新的挑战。人口迁徙、成员分居、单位变换等，造成传统家庭解体，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包括养老在内的家庭功能逐渐弱化。郑委员据此建议，“应该把更加强化家庭功能，作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
　　无独有偶，郑惠强委员关注家庭的提案并非孤例。政协委员、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杜惠平建议大学设立“婚姻家庭教育”选修课，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位校长为自己的女儿和学生提出的提案。大学生认知偏差已成为部分婚姻挫折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家庭观，处理好复杂的感情和人际关系，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顺利成才。
　　如其所言，婚姻不单是个人的行为，更是社会行为，其稳定程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开展好大学生的婚姻家庭教育迫切而重要。”而家庭也不仅仅是哪一家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有必要受到婚姻家庭方面的科学教育的人群也不止于大学生，而应该是各个社会群体。
　　日前，教育研究专家关颖在本报上撰文指出“父母教育素质缺陷：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此种种呼声都表明家教、婚恋等传统的“家庭”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亟待从国家层面上采取措施予以解答。
　　我们曾经以为家教、婚恋等传统的“家庭”问题只是家庭问题，而在此等问题上，我们大多是通过“自学成材”，虽然，近年也有家长学校一类的组织培训，但覆盖面和影响都有待扩大和提高。“自学”中，有的人“成才”了：“家和万事兴”；有的人则未能“成才”：“后院起火”了，不但损及家庭也殃及了事业或是仕途。我们曾经以为家庭问题就是家务事，一地鸡毛，上不了社会议题的大台面，而“家丑”更是“不可外扬”，只能自助消化，“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直到肚里再也吞不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虽然这两种后果都是消极的，但在此之前，鲜有有关的社会力量来教育、疏导、管理……不少时候，家庭问题在社会上属于“三不管”地带。如郑惠强委员所言，我国目前涉及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众多，如民政部、人口计生委、妇联等。这种分散化的政府行政架构，使得各种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呈现出碎片化特征。
　　近来，情况有所改善但远未令人乐观。比如，家庭暴力的危害和其社会性虽然日渐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但其违法的公共性尚未引起足够的司法重视和公众认识上的“零”容忍。一个人在家庭的名义下任意殴打自己的老婆、孩子、老人……且不以为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这个施暴者的耻辱，也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因为在长期的封建家长制、父权制积习下，这个社会没有把这视为奇耻大辱。新的社会解放了妇女儿童，但很难在朝夕之间彻底解放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恶习。从男女平等、长幼平等的法律、政策规定到文化自觉自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家庭问题也是国家议题，是共商国是不可遗漏之重。从“替代家庭功能”到“支持家庭功能”，目前国际上不少国家都实施积极的家庭政策，重新发掘家庭价值，呼唤重建家庭功能，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和社会的负担。家庭的事不只是家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是，家庭的公共和社会属性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重视，而曾经的某些所谓家庭顽疾问题也有望得到更加完善、有效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舟子)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