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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要用好配额制这剂良方
来源:本网 日期:2013-10-25 17:11:12

  为什么女性参政的比例在亚太各国普遍不高?当下女性参政还存在哪些障碍?配额制是支持妇女参政的一种行之有效手段吗?1月29、30两日,70多位来自中国、东帝汶、柬埔寨、老挝、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七个国家和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域办公室、南亚办公室及其他联合国驻华机构等代表齐聚一堂,在亚太区域促进和监测妇女参政研讨会上,探讨相关议题。
  配额制设计得当能很好地促进妇女参政
  妇女参政是全球妇女普遍面临的难题。为什么妇女代表性不足?有观点认为,女性对参政不感兴趣、没有时间,女人不为女人投票。
  芬兰的一项调研也显示,男性更倾向于给同性候选人投票。
  “不要责怪女性投票人,要看到政党的责任和选举规则,谁在候选人名单中排在前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系教授德拉瑞普·鲁德女士说,“其实,政党拥有足够的权力改变历史对女性的不公。在父系社会中,女性通常不相信女性,这就需要树立妇女参政的良好形象。女性参与政治需要民主的过程,需要打开提名的‘神秘花园’,了解提名录用的过程。参政确实需要很多时间,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对女性是友好的,她们也会感兴趣。”
  配额和其他诸如保留席位的临时特别措施,在支持妇女参与政治竞争方面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在22个规定国民议会中有30%或更多女性的国家中,有18个国家实行了某种程度的配额制度。
  但配额制是否会被认为是对女性的照顾呢?鲁德本人对特别临时措施尤其是配额制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她认为,“特别临时措施不是为女性提供优惠待遇,而是减少男性的优惠待遇。因为整个政治体系有很多是针对男性的特别措施。”
  在鲁德看来,配额制易于理解、容易监测。只要社会还有针对女性的歧视,特别临时措施就有存在的必要。要提高女性参政的比例,更好地运用暂时性措施,如为妇女保留选举席位、法律规定配额、各党派制定份额等。如果配额科学,可以在提高妇女代表性上迈出重要一步,但是需要协调合作。
  如果没有达到配额的要求,怎么办?多位中外与会代表认为,配额制度需要监督体系以保证其有效性。鲁德为此开出“药方”,如果没有达到配额的要求,选举委员会可以拒绝提名名单,可以对政党进行罚款,对达到配额标准的给予财政奖励。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刘筱红认为,在中国,面对男女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国家机制的干预,特别是数据的监测非常重要,有助于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要求,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反映妇女发展状况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动态反映纲要目标进展情况。监测数据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妇女参政不仅仅是比例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非常赞同配额制对妇女参政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一些文件中“至少一名女性”的规定,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有一个女性就好”,反而限制了妇女参政水平的提高。谭琳同时认为,应通过数字看其背后的内容。她认为,评价中国的妇女参政情况,应涵盖四个方面,即人大和政协机构中的妇女参与状况,政府、法院和检察院中的妇女参与状况,基层自治组织中的妇女参与状况,政党中的妇女参与状况。在谭琳看来,不仅看全国妇女参政的数字,还要看各省区市的数字。
  多位中外与会代表也认为,妇女参政不仅仅是数字,更应确保妇女的主动参与,提高参与的质量。
  “赋权妇女”是国际上的主流观点。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杜洁说:“赋权妇女更多的是发现自身的价值,是从内而外的。”
  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文化
  2010年7月,联合国妇女署性别平等基金正式批准全国妇联申请的推动中国妇女参政项目。湖南、黑龙江、山西被列入项目试点省份。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所长郭砾参与项目后发现,农村妇女参政,家人的支持至关重要。经过项目培训,村民对于传统的社会性别定位很少发生改变,“如何消除农村妇女参政的文化障碍值得探讨。”
  而对妇女歧视的文化几乎是全世界的“通病”。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管理学院皮帕·诺里斯教授研究发现,财富不一定能改变妇女参政状况,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并不一定成为妇女参政的正能量。“文化是一种障碍,性别不平等的基本态度很难逾越。”
  刘筱红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追求性别平等已经有很长时间,但是文化传统有着顽固的影响,有一些定型的观念。消除、改变文化中不利于妇女参政的内容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起人冯媛对农村妇女参政开展过实地调研。冯媛认为,要仔细识别阻碍妇女参政的文化,寻找打破障碍的方法,通过政策、媒体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比如,通过对一些地方女村官的培训,她发现,从夫居的习俗会对女性担任村委会的正副职产生影响。她发现,如果是得益于“专职专选”等方式进入村委会的女性,通常会更有意识为女性村民做一些事情。
  多位国内外代表表示,可以通过法律、政策、媒体等推动文化的变革,改变人们的行动,进而改变文化。柬埔寨性别平等和女性经济发展部副局长特·昌克提出,文化深植于语言、历史,改变它就需要告诉青年人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来源: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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