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女性走入奥林匹克运动，从最初遭到禁止，到现在受到鼓励，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如今，女性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董进霞，北京大学体育部教授,北大妇女体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人文体育研究基地副主任。多年来，致力于奥林匹克体育文化研究。她曾在北京大学倡导成立了“妇女体育研究中心”；她曾独立撰写国内外第一本用英文全面介绍中国妇女、体育和社会的书籍《新中国妇女、体育和社会》。近日，本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纵观奥运会的历史，从最初禁止女性参与，到现在鼓励女性参与，有一批优秀的女性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并取得骄人成绩。请问，从国际角度看，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这种奥林匹克运动性别平等化趋势？
　　董进霞：一个是女性自身的努力。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女性向限制她们身心自由的陈词滥调和陋规恶习发起了持久的挑战。如1896年，一名叫梅尔波尼的年轻女子闯入了马拉松比赛场地，要求报名参赛。
　　另外一个是与女性和体育有关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在女性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在1910年决定增设女子比赛项目，让女子田径、体操进入奥运会。
　　还有就是女子教育的发展。让女孩接受有组织的体育教育和竞赛活动，不仅女性自身发展了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还影响了广大女性以及她们的后代对体育的态度。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的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即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激起了人们对解放身体的兴趣，帮助妇女增加了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并对从事体育的女性产生了政治性和知识性的影响。
　　本报记者：现在，女性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请问，应该如何解读女性与奥运之间的关系？从整体而言，体育运动对于女性的发展有何意义？
　　董进霞：一方面，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中，女性会逐步树立起身体、心理、情感等全面发展的理念，推动女性参与体育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中会体会到人生的哲学：胜与败的瞬息万变、成功和挫折的交替反复、对手与朋友的互为转化、公平与竞争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女性进入到奥林匹克运动之中，推动和加快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步伐，影响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走向，使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类行为和思维定势以及男性本位社会受到撼动，使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女子项目的管理机构和竞赛组织机构相应地出现或独立出来。
　　本报记者：中国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然而，女性参与人数与范围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成长过程。请问，有哪些因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进霞：首先是男女平等国策的影响。新中国的女性从小就接受了“男女平等”、“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的教育。从上世纪50年代起，大批的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在各行各业与男性并肩奋斗。竞技体育便是其中的一个领域。在队伍的构建、体育经费的划拨和体育设施的使用上没有什么性别歧视。女性像男性一样从事大强度、竞争激烈的运动训练，担当起为国争光、为民夺魁的责任。
　　另外一个是体育方针、制度的影响。我国优秀运动员大多接受系统的、集中性的专业训练。这种体制对于集体项目和双人项目的配合和协调是十分有用的。相比之下，多数外国选手只进行短期集训，集体或双打队员合练机会少，比赛中配合不佳的情况时常出现。
　　在我国，尽管社会上仍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女运动员享有与男同胞一样的待遇。女性卓越的体育成就提高了她们在体育界的地位和话语权。许多女子运动项目得到了一些优惠待遇，如在许多运动队都采取的“男陪女练”的做法。
　　我国优秀女运动员有着不甘示弱的个性，有获得成功、荣誉和声望的强烈动机。女运动员成功地参加那些被认为“有损健康”、“男性运动”的项目，有力地挑战了传统的偏见和束缚。
　　本报记者：对于目前我国女运动员参与竞技体育的现状，您如何看？从长远看，如何才能进一步促进女性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
　　董进霞：全球女性参加奥运会的人数和项目都在逐年增多，且运动成绩不断提高。她们会给中国选手带来不少挑战。
　　在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今日，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教练员很难像过去那样对运动员实施绝对的权威性控制。而成功女运动员享有的知名度和豪华生活方式又可能会影响她们继续从事艰苦、严格训练的决心，进而影响到奥运会的成绩。体育商业化的升级可能让运动员比以前更关注自己的利益。我国女子体育后备力量不够，市场吸引力差也是一个问题。
　　我国女运动员在体育竞技场上虽然享有更为平等的权力和机会，但女性在体育决策和管理岗位上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女性平等意识和对体育的认识仍有待加强。女性参与大众体育的人数也有待进一步提升。我相信，北京奥运会将促进体育领域两性平等事业的发展。(本报记者 任正英)